美国得州胡德堡陆军基地的上空，飘扬的星条旗徐徐降落，在位于旗杆中心点的时候，嘎然而止，四下一片静默。总统奥巴马用低沉的声音给出答案，“导致这场悲剧的可能是很难理解的扭曲的逻辑。”
这一幕，发生在奥巴马动身亚洲的前夕。心理医师哈桑的枪声，不得不让他缩短了一天行程，而削减的这一天，恰恰落到了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头上。
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他如约进行着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讲，一如既往的机智幽默、一如既往的慷慨激昂，而此刻鸠山由纪夫正在准备行装，怀揣着“脱美入亚”的心情，奔赴新加坡。留下奥巴马，独自一人，度过余下的20个小时。
出了“空军一号”的舷窗，他就给狮城带去了“惊喜”，在滨海艺术中心的红毯上，奥巴马一袭蓝色长袖亚麻衬衫，俨然与亚太大家庭的其余20位领导人，融合到一起，成为一道风景。可此时，故乡给出的评价却是，他要说服亚洲，仅仅说“我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之类的“讨喜话”，还远远不够。
上海的一场冬雨，并没有打消奥巴马“中国首秀”的热忱，他自己撑伞，踏上了这块中美关系的“福地”。推开窗，望着南京西路上的车流，他仿佛看到尼克松当年的“破冰之旅”，在随后与中国青年的对话里，他引用了论语中的“温故而知新”。
谁都未曾想到，他赠送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礼物，是一副围棋。这无疑给奥巴马的北京之行，披上了一层玄机。简单的人，看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复杂的人，预感到中美未来的激烈博弈。
前期热炒的“兄弟会”只持续了5分钟，在给了河南弟媳一个熊抱后，他便降落到首尔。
也许是即将见到第一夫人米歇尔的缘故，奥巴马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会面，显得格外开心。不过，除了大秀跆拳道，博得满堂彩之外，临行前，他只留给李明博一句“解决核问题的大门一直敞开着”的空洞话。
这就是奥巴马的亚洲七天，许多情节都留待我们发现。

 

PS:算上这篇，还有以下2篇，都是新一期杂志里，我写的文字。记录下来，给你们看。

 

 

 

 

 

消失的玛雅人预言，地球要历经五场浩劫，届时太阳瞬间湮灭，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地球灭亡。如今前四场灾难已经过去，最后一场即将来临，按照玛雅历法是3113年，换算为西历便是2012年12月21日。
希腊神话里的哈弗拉宴会，原本只邀请了12位天神。当第13位不速之客火神洛基到达后，便让黑暗之神霍尔德尔用带有槲寄生尖端的箭射死了光明之神巴尔德尔。巴尔德尔死后，整个地球陷入黑暗和哀伤之中。从此，数字13便成了不祥之兆。
有一首47分13秒的歌曲叫做《黑色星期五》，它触摸着你的灵魂，深入你的内心，对你拉扯、对你咆哮、对你低吟，传说听过的人，都因为悲伤过度而自杀身亡。
当玛雅的末日预言遇到数字13，再恰逢黑色星期五，就巧妙构成了11月13日上映的本年度最具期待的灾难片《2012》。导演艾默里奇，在这部158分钟的片子里，用地震、火山、海啸、飓风碾碎了所有人类文明，轮番的视觉冲击，让影迷大呼过瘾。
“Yes, I’m wearing the Prada boots!”（是的，我穿的是普拉达鞋子），这是《穿普拉达的女王》里面的经典台词。这部影片可谓好莱坞时尚电影的巅峰之作，片中最吸引人的倒不是剧情，而是安妮·海瑟薇和梅丽尔·斯特里普周身走马灯似更换的名牌服装、豪华跑车和高昂珠宝，导演弗兰科尔似乎要通过影片告诉世人，这才是时尚圈的生活。
在我眼里，这两部片子都称得上好莱坞式的灾难电影，《2012》警示了人类恶行，但收效甚微，只不过让人们对悲惨末世发完一声叹息后，便不再为生存环境操心。《穿普拉达的女王》则向大众传播着粗俗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而影片的制作者和趋之若鹜的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人类灾难的酿造者。
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朋友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他去一个美国黑人家做客，这位老兄一直在对其哭诉经济危机后，生活如何如何惨。朋友就反问，那你家有5辆车，为什么不卖掉一辆？那个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这些车，有的是自己用，有的是家人用，还有的要全家一起郊游用。朋友再进到他房间，发现有一间空屋子，里面放着台电视，开着空调。朋友又问，你这空房间为什么要摆个电视，还开着空调？那个黑人答道，在美国一间屋子里没有电视是不可想象的，开空调是为了给电视降温，避免坏掉。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美国人都爱用洗碗机来洗碗，用烘干机把碗弄干，他们认为用洗碗布是不干净的；美国人都用洗衣机来洗衣服，用干衣机来把衣服弄干，即便在阳光充足的加州，如果你在自家院子里晾衣服，则会被邻居投诉影响市容。说白了，普通的美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观念，即资源是用不完的。
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谁最向往美国式生活。他们当中有学者、有学生；有官员，有市民；有城市人，有乡下人。好莱坞的大片，让这些人失去判断，误认为讲环保就等于没面子，从而成为环境的奴隶。“管你堵不堵，上班开路虎”，这是个笑话，但也是事实。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把乘坐公共交通的人，看做低下阶层，把开车当做摆脱低下身份烙印的标志，没车的想买车，有车的想换SUV，有SUV的想再有辆房车。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生活方式还受着错漏百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们只是片面吸收了达尔文主义中的竞争观点，认为落后就要挨打，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当做标杆。但是，这恰恰忽略了达尔文主义中的天择、适应环境等概念，造成了如今的全球问题。
在北京高档小区，我时常会看到门口立个牌子，写着“禁止自行车入内”。而在北欧，你会看到很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人。以哥本哈根为例，1/3的人骑车，1/3坐公交，1/4的人走路，只有1/12的人会开车。
好莱坞大片，带给我们的灾难，还表现在生活观念上。一言以蔽之，炫耀性消费。时下，习惯性见诸报端的字眼不是“优雅”而是“奢华”，那奢华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过度。
在很多城市，我们会发现，最好的酒店最浪费。住过酒店的人都知道，房卡可以取电，当我们出门之后，房间里的电就会自动断掉，而最高档的酒店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的打扫人员会为你准备一张备用卡，当你回到客房的时候，推门就会眼前一亮，这叫做高档服务；他们会照例给你更换毛巾和床品，哪怕你在旁边立上请勿更换的牌子，这叫做无微不至的体贴。只要我们细心省察，周边的浪费无所不在。
我们绝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它与很多消耗二氧化碳的行业紧密相关。我们要好好思考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要及时纠正自己被误导了的生活观念，这不仅可以帮助别人，还能为自己节省。一个群体的选择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思路，也会改变一个世界的走向。
五年后，我真的不希望再见到我这样的文章，我希望再去到世界各地，遇见的同胞，不是来投资的大款，不是来消费的旅行团，而是一个个背着背包、为人类美好明天而奔波的志愿者。

 

 

 

 

 

“拯救世界的11天”，这是我对年底国际舞台的重头戏—2009哥本哈根会议的解读。这短短的11天，可能是决定世界命运的11天。我在北京这么冷的天气里，来写这个暖的话题，貌似不合时宜，其实意味深远。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走过一个循环又回到一个新的起点。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7年后，在东京签署《京都议定书》的12年后，在蒙特利尔开启“后京都”谈判的4年后，在柏林G8+5峰会达成2度共识的28个月后，在巴厘岛勾勒出“巴厘岛路线图”的22个月后，一个坐落在童话国度的小城哥本哈根，将要给世人交出下一份气候成绩单。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到时候打印出来的那一则20多页A4纸的文件，我们要关注在这期间，各国都在谈什么，这些台面下的运作，恰是决定未来全球气候变迁的关键。
哥本哈根，最引人关注的无非是2012年后，各国所愿承担的减排份额，在京都议定书时期，只是规定了当时的工业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的减排份额。而本次会议，将第一次规定开发性国家所承担的减排义务。
撇开“气候阴谋论”不谈，从科学的角度，全球变暖已经达成共识，用量化来衡量，就是不能升温超过2度。所以，目前的谈判，主要是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乐观的人相信，不管谈成什么样子，最终肯定要谈成。悲观的人忧心，矛盾的不可调和。其实，碳排放，就如同一个蛋糕，它的大小已经定了，不能改变。而各方谈判，就是在争论你能减多少，我能增多少的问题。
众所周知，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对于拯救人类的威胁是远远不够的。17年来，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正迅速赶上来，排放的CO2逐年递增。从数字上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第一位的国家。这样一来，在全球减排问题上，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缓发展，发展中国家敦促发达国家达到减排目标。归根结底，这都在表述一个公平问题。这种公平，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空间上的遥距，一个是时间上的遥距。空间上表现为，大国对气候的破坏，灾难不一定会在本国发生，而是在孟加拉等小国；时间上表现为，我们对气候的破坏，后果不一定发生在我们自身，而是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样的两种力量和两个遥距，注定了哥本哈根，还是龙争虎斗的11天。
“不可忽视的真相”，阿尔·戈尔的新书延续了这个题目。在这位美国前副总统看来，如果人类不能积极采取行动，10年之后，地球将达到一个崩溃的临界点，同时也是人类最后一个机会，如果错过了将从此不可逆转。
这位昔日的民主党老大，并未夸大其词。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人们笑称，你对地球做的最坏的事情，不是开车，不是坐飞机，而是生孩子。在这里，我还有必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碳排放并不像电灯，你关了灯，碳排放就会归零。碳排放是有延期的，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从1861年开始，地球温度上升了0.6度。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按照京都议定书来减排，而是前期积累所致。所以，我们拯救地球的行动要快，不能想成，既然规定了本国2030年的减排量，反正还远，现在无所谓，到2020年再集中减下来，那样是不管用的。
仔细观察历次气候谈判的过程，你会发现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实力是不一样的，美国常常有80多个代表，住着高档酒店，而图卢瓦只能派一个代表，住得相对低廉，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忽视会议背后的力量差别。
放眼气候谈判的圆桌，存在着三个利益群体。打个比方，甲是住在北京二环里的三代地主，有房有车，存款百万；乙是住在通州刚毕业的小白领，月薪过万，就想进城；丙是住在燕郊草地边的贫下中农，辛勤劳作，也想进城。这里面，地主就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已发展国家；白领就是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农民就是孟加拉、乌干达、图卢瓦这样的待发展国家。
从谈判的表层来看，这是地主与白领、农民的矛盾，一方是不想让别人进城，另外两方却都想进城。但气候谈判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在私下，地主可以给农民承诺，只要你不进城，我可以把我在城里的消费都给你，这样一来，农民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跟地主走到了一起，谈判的纠结一下子转换成白领和地主、农民的矛盾。
碳减排谈判，实际上就成了地主想少减、白领不想减、农民被迫增的局面。继续不重视，不解决、最先受害的是农民，随后地主和白领亦难幸免。
而中国，在这次谈判中的位置很特殊，一方面它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另一方面它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CO2排放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哥本哈根就是看中美，看什么，看态度，要看作为最大碳排放的已开发国家，美国是否会继续跑掉，而作为最大碳排放的开发中国家，中国会承诺什么。
我们不能再选择拖延。其实，拖延对于国家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避免亮出底牌。如此一来，你就会看到在以往的谈判中，委内瑞拉代表可以用90分钟的讲稿来大谈南美洲的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滑稽一幕。在我们通常的概念里，拖，很难改过来，但绝不是自私，从个人层面，可以归于惰性；上升到国家，是出于公心。而这一切，在哥本哈根这个节点上，都变得紧迫、急速、匆忙起来。
那就拜托与会的192位元首，考虑一下，究竟是按照文本来执行减排规定，还是要提前做些什么；拜托余下的65亿公民，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抛开种族和疆界的框定，作为一个地球公民去做些什么。
当我怀着些许悲观，准备完结这篇文章的时候。《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了，我摘录如下几项：
双方认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回应，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双方相信，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尊重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优先事项；
双方决心根据各自国情采取重要减缓行动，并认识到两国在促成加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可持续成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双方致力于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最终的法律协议；
双方相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成果应包括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适当减缓行动；
双方将共同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在未来几周内为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而努力。
我像是在阴天里，守望到了一抹光线。